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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诗录》—— 在自我探寻中重新定义诗歌

来源:绥化晚报 2020-07-24 10:39:53 字体:

  李瑾,山东沂南人,史学博士。曾在《人民文学》《诗刊》等百家报刊发表作品,获得东丽文学大奖、李杜诗歌奖、海燕诗歌奖、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华西都市报·名人堂年度十佳诗人和年度十佳诗集、《中国诗人》年度成就奖、《延河》最受读者欢迎奖、第三届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奖等奖项。出版诗集《孤岛》《人间帖》《黄昏,闭上了眼》《落雪,第一日》,故事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评论集《纸别裁》,儿童文学《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啊》,学术著作《未见君子——论语释义》等多部作品。

  李瑾的最新诗论集《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李瑾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位精力充沛、博学多才、创作高产的青年作家。除文学评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外,他一直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谭诗录》是他近期完成的诗论集,内容包括诗歌和哲学、乌托邦、世俗化、虚无、死亡、身体、山水、民族主义、启蒙、自我等五十个核心词汇之间的关系,所谈问题内蕴高远。

  与传统诗歌研究有别,李瑾将对诗歌本体的审视转换成对人心理意识、精神活动的审视,从心理学、现象学、生存哲学等视角谈论诗歌,对诗歌这一精神事件进行多面向、多维度的阐释,这一独特的写作视角风格别亦,具有创新性。不论从研究视角,还是阅读感受评价,这部作品都极具吸引力。

  虽然李瑾一再拒绝自己的“诗人”身份,但这部小书的内容无疑“暴露”了诗人李瑾和李瑾诗论所主动肩起的使命,亦即惠特曼所标榜的那种“诗性裁判”:通过诗歌,通过论诗,使长期暗哑的声音从隐蔽处涌现到阳光下来。《谭诗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旁观者”、孤独者和理想主义者为恢复诗歌的纯净本质,重建诗人精神主体,摆脱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困境的执着践行和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诗语沉思。翻开这部小书,是我们重新理解诗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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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形同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诗人内心的诗人”,李瑾需要表达自己感性的、有价值指向的声音,但作为一个类似卡夫卡所说的“无法摆脱自己”的读者,李瑾又看到了“词语的忧伤”。显然,这种冲突推进、加深了他的思考:我们正在谈论或创作的诗歌究竟是什么,假如她的确可以被当作朴素的游戏,是否能够满足诗人“证实自己的存在”的愿望?我想,李瑾的《谭诗录》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些基本性问题。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李瑾的探讨既抛弃了评论家固有的成见,也回避了作为诗人对个体创作的单向度自誉,他将对诗歌的理解引向哲学和社会伦理学——按照李瑾的说法:“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因此,李瑾的这部作品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诗学沉思录,某种意义上,甚至会创造出新的诗歌逻辑体系和新的理解范式。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我读到李瑾的《谭诗录》文本时,有一种极大的惊喜。他是很有文学追求的,在这部沉思录式的诗学谈话中,以某种我们早已陌生的先秦诸子的思考方式和古代希腊哲人探源世界的诘问与回答的方法,具体而犀利地探讨了诗歌和哲学、乌托邦、世俗化、思维、价值、空间、时间、自媒体、启蒙等五十个核心词汇之间的关系,带给了我们洞见和智慧。这么宏阔的视野,深度的思索和凝视,都令我感到他的这本书价值非凡。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一种追问

  ——诗歌的面相和真相

  李瑾

  自始至终,我并不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身份不是自在之物,当然更不是自己建构、赋予或声称的,而是借助外在的他者来完成自身叙事的话语。既然是话语,每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也内含无法舍弃的义务。就我而言,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并不知道诗歌究竟是什么,无论写作、发表和出版多少作品,无论是否引起关注、共鸣和承认,都无法让我确切地知晓诗歌之确切的内在(内涵)。一个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似乎是不能称之为“诗人”的,他按诗歌“章程”和盘托出的语言文字,似乎也不能界定为诗歌。这就是我为什么称诗歌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旦创作完成,就不再是诗歌的缘故。

  这意味着,如果我知道诗歌是什么,我就不会去创作她——诗歌不是谜底,而是谜面,一个被反复观测和审视的抽象性实体。因此,我的创作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想近距离地接触她,以此探究诗歌之本己:本己之切近神秘而富有吸引力,以至于我忘记了其有时乃日常理智排斥的感性之物。但是,创作虽是诗歌的一种本体性活动,却不是诗歌本体,假定诗歌是即时的思维、情感这一涵定是正确的,那么创作已非即时本身,而是被空间转移了的时间之思——一旦转移,创作就不能被定性为诗歌,而只能被认为是对诗歌外貌的概述/反映。也就是说,诗歌一旦说出,就处在诗人的保护之外,任意性的解读/误读就不可避免,甚至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显而易见,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在这个意义上,内在个我是他者个我,他者是个我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如此一来,诗歌的大纲式规定性就出来了,她是动态的主我的集中体现,同时处于稳定和变化、统一和多元、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而交融的逻辑体系中。这还意味着,诗歌是一个心灵社会,既非无自我社会,也非无他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诸多主我基于一个共同平台而有了对话/吟咏的质性或可能。也就是说,在诗歌的形象世界/想象领域中有一个诗化的现实。

  我当然不能说自己的理解就是正确的,但这的确隶属于个人的探索和尝试——以上是我对诗歌进行解构和建构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因为诗歌处在语言领域这个多变的表现性情景中,我不得不从各个角度或层面试图解释她。显然,这是一种危险的努力:有可能我还没有见证诗歌的本质,诗歌就把我肤浅的本质全部出卖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去接触诗歌的内心,我将她想象成为另一个自我,一个包含他者性和异在性的自我。当我使用“危险”这个词语时,其实隐含了自我省思和对自己的批评——对诗歌的认识皆出于一种即时思考,很多地方为了理解性表述之必要,甚至会出现自相矛盾和冲突。不过,这似乎并不需要刻意修正,没有人能明白地告诉哪种说法更接近诗歌的本质。由此,我愿意说,矛盾和冲突本就参与/构成了诗歌之此在。

  诗歌之伟大在于,她使内在个我的敞开成为可能。当谈及敞开问题,显然已经超越文学视域了。通常所说的诗歌是清白无邪的事业,只是就精神气质层面而言。事实上,诗歌是动态的多元性系统,她潜在地包含哲学或逻辑上的一切可能,甚至还是自我的对话——本质上,对话涵盖叙事、事件、沟通等种种命名性行动,故而才有这种宣称: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进一步的阐释是,诗歌绝不是技巧、技艺、技术的生成物,这一认识,毫不意外地导致了我在解析诗歌时从不指向具体的诗人或诗作,无论语词用得多么娴熟和深情,它和具体的诗人、诗歌都不能指代诗歌之本体。因此,行文时我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的泥淖——既然不知道何为诗歌,便无法指证诗人何谓、为何,而要做的只是在抽象层面对诗歌进行界定即可。

  当然,我承认词语性创建有翻变的必要和可能,但这只是术而非道。而且,诗歌更不是现成的材料,这种既定遂成的混合物并不是行动着的诗歌的,而是语词的某种集成,甚至可能只是汇集。必须指出,诗歌使语词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人之此在无非是本真的显示,而诗歌是最“元”始的一种。由此可知,对诗歌某一具体部件的分析、解读无济于事,必须经由其主体性作为才可以得到整体性自为,这也是我们人类在确认此在根基。这里,还必须说明,对具体的诗人/诗歌的进入若非情不得已,断不可为。要知道,两个内在个我虽有对话的可能,但即时的思维、情感是无法捕捉、理解的,否则将可能导致对幻想的假象的现实性指认,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对诗歌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是一个个人的内心事业,甚至是绝对私人的事情。不必要担心犯错,任何一个客观性错误都此在于诗歌乃至人的本真之中。某种意义上,错误和自由/诗歌是同在的,二者统属于必然性而不是任意性——诗歌唯有在指认自己即对自己命名时才是任意的,而指认自己如同对诸天命名,乃一种小心翼翼的公理而非一私之愿。其实,我更愿意用另一种描述来界定诗歌,亦即当我们试图接近诗歌,实际上是还迷恋那个不敢完全袒露或根本无法呈现出来的自己。否则,何必反复言说或写作,这明明是多此一举。


编辑:王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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